於1995年面世，Lady Dior手袋推出後隨即成為品牌標誌性袋款，蘊含高級訂製服的工藝精髓，小小的手挽、俐落的輪廓，配合垂吊於袋側的四個英文字母的金屬飾扣，散發女性的獨特優雅氣息。Christian Dior 先生鍾情藝術，品牌與藝術的關係自然密不可分；自2011年起，品牌就與多位國際級藝術家合作舉行《Lady Dior As Seen By》巡迴藝術展，以嶄新藝術創作角度將這款經典手袋重新演繹；2016年，時值倫敦新店開幕，品牌邀請倫敦雕塑家、插畫家兼畫家 Marc Quinn 和六位來自英國和美國的藝術家合作，推出全新藝術項目“Dior Lady Art”，用獨具一格的創意對 Lady Dior 袋進行新穎詮釋；2017年，品牌再下一城，邀請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合作，將天馬行空的創意和品牌工坊的精湛工藝技術融合，以藝術創意為依歸，創作出充滿藝術感的手袋設計。
每位女性都是公主
手袋在1994年面世，每說到 Lady Dior，人們總會將它與已故王妃的故事重說一遍，然而，故事仍然是那麼動聽。這個現命名為 “Lady Dior”的手袋，原名其實是 “CHOUCHOU”，意指「寵兒」，因為戴妃對它情有獨鍾，才正式改名為“Lady Dior”。1996年，戴安娜王妃出席於巴黎大皇宮舉行的「巴塞尚展覽會」時，前法國總統 Jacques Chirac 的夫人 Bernadette 將這新款手袋送贈予她，當她挽着這手袋到英國伯明翰探訪時，王妃遇上一位小男孩並將他緊緊擁抱，這個美麗的畫面剛巧被英國王室女攝影師 Janye Fincher 捕捉，鏡頭正中的 Lady Dior 手袋開始受眾人追捧；為了向戴妃致敬，在她本人同意下，手袋便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為 “Lady Dior”。縱然戴妃已離去，它所代表的高雅氣息和公主般的高貴夢想依然繼續傳承，精湛工藝和典雅外觀亦從不更改。
說到靈感和製作的部分，也是充滿故事性。手袋面層以“Cannage”菱格紋縫紉，這是源自一張拿破崙三世的椅子。1947年，Dior先生在自己的時裝表演上就用了這張椅子招待賓客；1996年工廠的皮革工匠重新詮釋了“Cannage”，將它和Lady Dior手袋融為一體，成為手袋的重要辨識部分。採用高質柔軟的小羊羔皮製作，獨有的菱格圖案和方形外觀，經過九十五道工序方能完成，還有標誌性的Dior金屬吊飾，隨着手袋晃動而不時相互撞擊，發出叮噹響聲，成為優雅嫵媚的象徵。
繼2016年正值倫敦House of Dior店開幕舉辦的Lady Dior藝術家合作企劃後，今年就邀請了十位來自世界各地，擁有不同年齡及文化背景的著名藝術家重新演繹此款經典袋，包括來自韓國的李昢、美國的John Giorno、Jack Pierson、Spencer Sweeney、David Wiseman和Jamilla Okubo、北京的洪浩、德國的Friedrich Kunath、瑞士的Namsa Leuba、法國的Betty Mariani。當時尚遇上藝術，天馬行空的創意不但擴闊了品牌的技術界限，由於Dior設有自家工坊，更好讓藝術家將意念完整呈現於手袋上，無論是手袋的物料、吊飾、大小、顏色、配飾、手挽和縫線等……均全部按照他們的指定要求製作，一切以其獨特想像創意為依歸，如今這批充滿藝術感的手袋已正式亮相，可說是為經典寫上傳奇的一頁。
David Wiseman
這位美國藝術家以洛杉磯為創作基地，他從大自然的花朵、葉及冰川等攝取靈感，再換轉成陶瓷、裝置藝術等作品。是次企劃之前，他就曾與Dior合作製作五百朵陶瓷鈴蘭花裝飾上海旗艦店的天花，以及點綴美化東京及紐約專門店的天花，他堅持採用傳統物料及製作方法表達獨特的美學風格，令其作品有一份永恆特質。他設計的兩款手袋亦無例外，並同時將品牌工坊技術水平推至更高境界：中碼手袋使用品牌全球專門店皆見的經典鴿灰色，配合Lady Dior手袋系列的絎縫技術。David的另一特色是融入自然界花卉主題，於袋上垂墜着的改為精緻的陶瓷及青銅鈴蘭花吊飾。大碼手袋以皮革製作，經過精密的鏤通技術讓手袋呈透視，這兩款手袋展現了他對大自然的鍾愛，以及他對創新細節及力求完美的堅持。
John Giorno
雖已達八十高齡，被譽為藝術先鋒的他繼續不斷推進創作界限。縱橫美國藝壇超過六十年的他，曾與不少藝術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如 Andy Warhol 及「垮掉的一代」作家有密切的關係。位於紐約曼克頓 Bowery 區的閣樓是他的藝術界小天地，抽象派畫家 Mark Rothko 曾經在那兒作畫，小說家Wiliam S. Burroughs亦曾在那裏居住，說到 John最為人所熟悉的，始終是那些劃時代和看透世情的詩歌。今次 John Giorno設計了兩款中碼 Lady Dior手袋，彩色袋身分別飾上兩款他的詩句，彩虹色手挽設計亦與袋身色彩呼應，第一款是“WE HAVE A PARTY FOR THE GODS AND THE GODS CAME”，第二款是“YOU GOTTO BURN TO SHINE”。詩句印在手袋兩面，一面是凹凸字款，另一面是透白字款。John Giorno腦海的畫面是一個女人挽着他的 Lady Dior 設計，有時會感到信心十足，有時會害羞，兩者無分錯對。
Namsa Leuba
擁有瑞士及西非幾內亞血統的 Namsa Leuba，一直以攝影技術探討西方世界如何對待非洲人身份。她運用表演藝術、時裝及紀錄片片段等元素創作，探索自己的文化傳統，尤其傳統的慶典及儀式，並特別注重人物的姿態及道具。是次藝術合作企劃，Namsa 從津巴布韋的恩德貝萊族人（Ndebele）文化取材，將其藝術概念融入Lady Dior手袋設計，進一步提升 Dior 工坊的技術水平。第一款中碼手袋以複雜的縫線技術將貂皮、布料及小珍珠如拼圖般縫在一起，帶點「嬉皮士」風格，並耗用超過三百小時製作。第二款細碼手袋則用上很多古老非洲紡織品常見的編織技術，兩款手袋色彩豐富複雜，叫人聯想起 Wilem de Kooning 畫作的混雜色彩和 Clyfford Stil 作品中的斷裂色彩。Namsa Leuba 聚焦於物料質感及製作過程，表達不同文化元素組合，為 Lady Dior 賦予另一層文化價值。
Spencer Sweeny
既是視覺藝術家、音樂人、唱片騎師及會所老闆等多重身份，在九十年代更是紐約藝壇的重要人物，不同角色亦體現於他的藝術創作，「不講求一致性、追求不斷的改變、對比矛盾和美學演化」。他為 Dior 設計了四款限量版手袋，兩小一中一大，每個有截然不同的個性、風格及手繪圖像，唯一相同的就是一隻斜視的大眼睛。四款手袋有強烈的「未完成」的感覺，擁有手袋的人就像是整個創作的一部分。兩款細碼手袋的筆劃及突起的顏色線條清晰可見，大號手袋色彩繽紛，帶點塗鴉風格，手挽與手袋像融為一體，色彩恍似要延伸到手袋主人身上一樣……四款手袋皆以人手刺繡而成，每個手袋亦有 Spencer Sweeny 的簽名隱藏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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