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天儀：惡與我們的距離

有嘗試量度過，自己與「惡」的距離嗎？

看罷伊朗電影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（THERE IS NO EVIL），我真有徹夜反省自己，不枉導演 MOHAMMAD RASOULOF 因為拍此片而被國家起訴入獄，最後由有份參演該片的女兒 BARAN RASOULOF 代領去年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。洋蔥位是知道製作團隊冒着被殺危險秘密拍攝此片，戲內戲外也精彩絕倫。

「善良的人會因年齡漸長理解世故，但不應因此而變得世故。」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重新讓我思考所謂「擇善固執」，在生活小事至大事都應該學懂 SAY NO。

到底這部禁片，何解招致國家將導演逮捕？伊朗估計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，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就以四個短篇故事，探討伊朗的死刑法。導演把焦點放於施刑者身上，透過不同角度、角色，探討施刑者的無奈和所受的影響。導演的功力之高在於，故事既生活化又寫實，平淡的草根施刑者面對生活中的矛盾，每一場了結陌生人的絞刑，其實也是對自己的一場心靈絞刑。

電影一路推進，我腦海中浮現聖經人物彼拉多。《馬太福音》記載，這位羅馬帝國駐猶太總督彼洗手以示不負處死耶穌的責任，並說「流這義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們承當吧。」然後耶穌便被鞭打，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。彼拉多以為「金盤洗手」就能置身事外，把自己的罪撇的一乾二淨嗎？他作為當地最高司法官，卻因為懦弱和私心，放棄維護司法尊嚴，判無罪者死刑還推卸責任，示範了人對惡的無知與傲慢。

彼拉多的下場是家散子死，他淪為奴隸在絕望與瘋狂中自焚而亡，屍體連同巨石一同捆綁丟入河都沉不下去，漂浮河面讓魚群吞噬。

你不親手殺伯仁，但有千萬個方法讓伯仁死。二戰時，納粹德國集中營的看守者、秘密警察、押送猶太人的火車、毒氣室的建造者，難道一句在履行職責，就覺得自己沒有責任嗎？真正的邪惡，藏於盲目欠缺思考的平庸之中，那是最惡之惡（BANALITY OF EVIL）。「雪崩中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」（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），這是波蘭詩人 STANISŁAW JERZY LEC 的名句。

殺人是「惡」，但國家定下了死刑，極權政府迫人民當劊子手去「懲惡」卻同時「作惡」，強迫原本雙手潔淨的人民負起「惡」的責任，各個主角都面對着不能選擇與「惡」親近。究竟犯罪的人「惡」，那施刑者就不「惡」嗎？有人選擇盲目習慣、有人卻甘當逃兵，導演以平淡的故事，說震撼的道理，手法高超得令人佩服。

聰明是一種天賦，善良則是一種選擇。擇善固執是成長必須要學習的事情，如果成長只為你增添財富、知識、智慧，卻流失良知，那是最可悲的結局。

在現實中，去年伊朗有三名青年示威者在示威中被捕後，被判以死刑。事件因而觸發新一波示威，社交網上的反對浪潮更蔓延至國內外。伊朗司法部受壓下，終於叫停處決重審案件。同時社交媒體上湧現「不要處決（#DO_NOT_EXECUTE）」的標籤浪潮，多達500萬人次參與，當中包括伊朗國內外知名人士；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呼籲停止處決。風波愈演愈烈下，伊朗當局終於「跪低」，叫停行刑並重審。

當我們屈服於環境或強權做違心的事，心裏卻大義凜然默唸着「我身不由己」、「不是我的錯」，其實彼拉多公開洗手一樣的無知與傲慢。